檢察機關施行司法責任制辦案新模式，需要我們更新觀念，轉變思維，按司法規律辦事。

　　長期以來，在一些地方由于干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不科學，干部用權特別是獨立用權出問題較多，導致我們對待干部、使用干部，擔心有余而信任不足，人為管控有余而放手不夠，這樣可能因噎廢食地避免了一些問題的發生，但也戕害了干部創新工作激情和責任感，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必然形成事后責任不清、無法追責。傳統的司法辦案“三級審批”模式，就是這種意識的產物。而司法責任制辦案模式改革，首先是放權，將案件決定權給辦案者，“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凸顯辦案人的辦案主體地位?，F在有些干部，一提到辦案責任制，首先想到的是對辦案人的案件決定權如何管控。要管控就得強調領導層層審核把關，就得對辦案程序環節加強所謂內部監督制約等等，致使新的辦案模式徒具形式，實質又回到原來“承辦人辦案，部門審核，領導決定”的老路上去。不少地方司法責任制辦案新模式下，各業務部的部長仍然行使案件審核權，辦案組的主任檢察官成了新的行政審批層級，這個現象有悖司法改革的本意。

　　司法辦案責任制背景下，從尊重司法規律、按訴訟規律辦事的角度看，強調對辦案程序流程的管控，但不能搞“靶向案件實體”的所謂“領導審核把關”“內部事中監督”。對檢察官行使檢察權的監督，應重在對發生問題檢察官的事后懲戒。對檢察官辦案過程，應加強履職保障。前些年，有些檢察機關內部監督借口“保護干部”“防患于未然”，搞“關口前移”，對辦案過程采取亦步亦趨式“跟蹤監督”，大大挫傷辦案人的工作熱情，影響了正常的辦案秩序，嚴重分散了辦案人的工作精力，消耗了對犯罪活動查辦的力量，降低了辦案效率。司法辦案講究親歷性，過程復雜。所謂管控“關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讓問題不發生”，只是個“美麗傳說”。司法領域，嚴肅懲戒使之“不敢腐”，比加強所謂管控使之“不能腐”有效在前。再者，“誰辦案誰負責”的辦案責任制，實現了辦案人與責任人的統一，消除了“個人辦案集體擔責”“下級辦案上級擔責”等責任不清現象，這本身就是對辦案人最大的用權約束。實際上，改革背景下的司法辦案責任制的實施，在極大地提升辦案人的自我約束和正當用權的自覺性。因此，施行司法責任制辦案新模式，我們應當更新觀念，大膽“放權”。

　　司法辦案責任制對我國社會制度文化可能有潛在的不適應性。多少年來形成的司法行政化，即使在檢察辦案新模式的頂層設計上，完全去掉了“行政化”，而在工作安排、人事組織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方式，也會對檢察辦案產生一定影響。檢察機關實行“去行政化”的檢察權運行新機制改革，要經歷一個與社會制度文化磨合的時期。要縮短這個磨合期，需要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特別是檢察機關領導干部，轉變思維，按司法規律辦事，有意識地為檢察官辦案，營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

　　司法責任制新辦案模式的運行，還會受到國家法治狀況的局限。全面法治建設還剛剛起步，人們的法律意識、法律信仰、法律文化水平離法治社會的要求還很遠。司法在我國社會還沒有應有的權威，司法公信還有待大力度提升，加之我國司法資源配置的有限性，使得司法機關執法個體的責任能力較弱。換句話說，執法個體履職應有的作用還不能得以充分發揮，以致司法機關常常不得不以行政的方式聚合整體優勢，以抗衡來自社會某些個方面對司法、法律的不尊重和干預。強化檢察機關一體化辦案機制，實行案件領導決定和集體決策，以增強檢察執法個體辦案能力，抵御社會不正當干預，在目前法治現狀下有其存在合理性。司法辦案能否真正去“行政化”，能否真正突出辦案人主體地位，司法責任制能否真正落實，這都與國家法治建設息息相關。所以說，司法責任制改革不是獨自司法機關的事，司法責任制辦案新模式的良性運行，需要全社會特別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樹立法治思維，按法治規律辦事，共同創造一個良好的法治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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