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作為正義守護者秉持客觀中立品格已成為世界共識。在美國，檢察官的職責也再不局限于純粹追訴犯罪，并以“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為切入點，對偵查取證活動進行監督。196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訴馬里蘭州一案中確立了檢察官有義務開示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隨后，美國檢察機關為確保上述判決所確立的“布雷迪規則”切實得到貫徹，不斷豐富檢察工作內涵，并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監督機制。

　　監督職能的形成

　　196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布雷迪訴馬里蘭州一案，原審兩名被告人布雷迪和鮑勃利特均被判一級謀殺罪，但布雷迪堅持稱其僅參與了搶劫而未參與謀殺，且得知鮑勃利特在先前口供中已經供述自己獨立實施了謀殺行為，但檢察官未向法庭提供，遂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后在判決中指出：“無論是故意還是過失，一旦檢察官壓制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且該證據對定罪量刑具有‘實質性’意義，即視為對憲法修正案中正當程序條款的違背”，并由此確立了著名的“布雷迪規則”。其中的“實質性證據”也在后續的判例中被界定，以是否具有導致不同判決結果的合理可能性為評價標準。不僅如此，繼起的判例還對檢察官開示有利于被告人證據義務進行了續造，檢察官需要收集、保存、開示的證據不僅包括可能引起無罪、罪輕的證據，還包括減免控方證人刑事責任以換得其證言的約定。

　　由于“布雷迪規則”形成了倒逼機制，美國檢察機關為保障追訴效果，就需要對偵查機關是否調取或者壓制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進行監督。

　　監督內容的拓展

　　在美國，由于傳聞證據規則的制約，無論是偵查人員還是鑒定專家，作為控方證人時均需出庭作證。因此，為防止控方證人遭到彈劾而使檢方陷入被動，偵查人員和專家證人的過往不當行為均被納入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之范疇，這便延伸了檢察機關的監督內容。

　　2010年，洛杉磯檢方專門發布《特別指令10-05》對可用以彈劾控方證人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進行了列舉，將執法過程中使用武力過限，存在種族、宗教等歧視列為有利于被告人的實質性證據。顯然，這一規定已經超過了《聯邦證據規則》第610條“不得將宗教信仰作為攻擊證人可信性的依據”的要求，嚴格規范執法行為的立場也可見一斑。2013年，洛杉磯檢方又發布了《特別指令13-05》，在前述基礎上直接引入了加州證據法典第780條關于彈劾證據的相關規定：法庭和陪審團需考量一切能夠對證人出庭作證真實性產生影響的因素，以決定證人的可信性，并且專門增加了三項“實質性”要求：一是影響證人正直品格的情形，如犯罪前科；二是存在偏見、利害關系以及其他可能影響證人可信性的動機；三是先前陳述與出庭作證內容不一致。這些內容也遠超過了《聯邦證據規則》第608條、第609條關于彈劾證人的相關要求。

　　不僅如此，相關判例中形成的規則也逐漸進入檢方的監督視野，包括但不限于：（1）偵查人員刑訊逼供、誘惑偵查、違法取證以及謊報案情；（2）證人系未決案件的被告人；（3）與現有證據相矛盾；（4）存有嚴重削弱控方專家證人的專業性的證據；（5）有證據證明該證人對被告人個人或者其所屬社群存有種族、宗教、性別等方面的歧視或其他利害關系；（6）允諾、利誘、豁免，或者為證人提供法外利害條件；（7）證人曾經犯罪且該犯罪行為含有道德品質低下的因素，包括假釋或者緩刑者。

　　可見，上述監督內容從證據層面入手，不僅間接規范了“線人”的運用，更對偵查人員以及專家證人的整個職業生涯進行了約束。

　　監督機構的建立

　　為確保上述監督內容的實現，美國檢方還專門成立“布雷迪規則監督委員會”作為咨詢機構，收集1997年至今的公職人員失當行為信息，以幫助檢察官確定是否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并協助履行監督職能。一是建立并維護電子數據系統。該監督委員會專門建立起電子數據系統進行分析預警，即“布雷迪預警系統”，用來收集偵查人員及專家證人過往的失當行為，分析是否會構成有利于被告人的實質性證據，以備全體檢察官查詢。檢察官要在開庭前30日內進入系統進行查詢，而且從該系統中獲取的任何信息都將記入檢察官的案卷之中。最為關鍵的是，必要時檢察機關可以向偵查機關發出專用法律文書，用以調取偵查人員的特定檔案，如投訴記錄、紀律考評，甚至可以是存有武力傾向的心理專家意見。庭審時，檢察官負有向辯方開示相關信息的義務。二是分析并收錄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該委員會有權決定是否將偵查人員、專家證人的失當行為信息收錄“布雷迪預警系統”。認定為有利于被告人的實質性證據的證明標準是“清楚且確信”。2013年《13-02指令》明確指出，“清楚且確信”的證明標準介于排除合理懷疑與優勢證據規則之間，低于前者而高于后者。三是發揮專業咨詢功能。委員會受理檢察官的咨詢以幫助確定特定案件中的證據是否具有實質性，或者何時適宜向辯方開示該證據，以及是否向法院申請單方且不公開的法庭外調查。

　　專門監督咨詢機構的成立標志著檢方對偵查活動的監督進入了全新階段，使得檢察機關的觸角延伸至偵查人員的個人檔案和執法記錄，并為檢察官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和智力支持，保障了庭審中檢察官不致因控方證人的種種不正直行徑而陷入被動，更通過證據層面的具體要求對偵查取證活動形成了威懾，在規范偵查行為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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